近期，监管部门以及保险业协会频频针对车险乱象施压，就在上周，银保监会还下发了《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车险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19〕7号）再度表明强化车险业务监管，整治市场乱象之决心。明确要求各财险公司严格执行报批的车险条款费率，强化数据真实性管理，严禁各类数据造假。
这让人想起2018年末，保险业协会还曾悄然下发《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辆保险自律公约（征求意见稿）》，其中第五条即要求：各财产保险公司应加强费用真实性管理，据实列支各项经营管理费用，不做假账——“不做假账”赫然写入行业性自律公约征求意见稿，其中的“四个严禁”更是让人们对各类数据造假手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 严禁以车险销售挂钩的相关费用计入“宣传费”、“广告费”、“咨询费”、“技术服务费”、“车辆使用费”、“理赔费用”等科目。
- 严禁以拖欠中介机构手续费、第三方借贷支付手续费等形式延迟费用入账。
- 严禁签订任何形式的旨在恶意排挤竞争对手、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协议，如约定不合理提高工时费和配件价格等。
- 严禁将费用在不同险种、机构、集团不同子公司直接或通过再保形式在不同主体之间腾挪。
保险业协会以及监管部门接连表态，严禁车险业务数据造假，那么车险数据的水到底有多深？当然，正式下发的公约里并没有上述内容，而是以更加含蓄的方式给行业盖上了一块遮羞布。
车险经营数据失真、失实、失控，从现象追本溯源，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行业发展阶段性痛点，但根本上还是源自保险行业规模冲动的基因，也与艰难推进中的商车费改、阈值监管和报行合一等政策密切相关。
公司用巨大的管理成本形成一系列虚假数据应对监管政策、躲避监管处罚，监管根据一组虚假的数据衡量具体政策的有效性，大家都在平行世界里努力扮演自己的角色，不易！
Part1
车险数据造假溯源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道不尽的“猫鼠游戏”
车险的经营一直徘徊在“放与管”、“乱与治”、“自律与失控”之间，目前我们经历的是第二次商车费改的第三阶段，老困难没解决，新问题不断出，在来路和去程中纠结煎熬。
数据造假不是保险行业的“专利”，很多行业其实都存在类似困扰。各种内外因素综合影响下，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应该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而不是一味放纵。
于保险行业而言，不同阶段数据造假的初衷、手段和主体完全不同，在此时回望，经营数据离真实似乎越来越远，这值得思量。
2001年，广东的试点开启了车险条款费率市场化改革的初次尝试。但彼时行业尚处于发展初期，精算、信息和财务理念都停留在低水平阶段，导致市场恶性无序竞争，行业性大幅承保亏损。这个阶段，车险数据的造假问题主要呈现为假保单、假赔案、假退保等操作层面的个人行为，阴阳单盛行，埋单、虚挂应收成为普遍操作手法，目的是揩公家的油，肥自己的腰包。
2006年，七折令和2008年的70号文出台，行业启用统一条款费率，加之“见费出单”等系列政策保证，行业开始缓慢恢复。同时，险企各种系统的搭建与对接让假保单等操作型漏洞被封堵，数据造假有所收敛。此后，行业进入黄金发展期，平安也借助电销渠道的价格优势，快速发力逾越太保坐上第二把交椅。
2014年，行业车险再次陷入亏损。有钱就“作”，过去数年的丰厚利润驱动行业恶性竞争抬头，一方面手续费竞争抬头，综合费用率走高；另一方面在通胀作用下，修理的工时和配件费上涨明显，带动案均赔款攀升，保单赔付率恶化。此期间，为了应对市场费用的高企，险企通过总部本级挂费用、第三方支付与积分、虚开各种票据来列支渠道费用，支持前端业务发展，但报表中的手续费支出却一直波澜不惊。
2015年3月，原保监会发布《关于深化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拉开新一轮商车费改的大幕；最初在六个地区试点，半年后扩大至18个地区，直到2016年7月，商车费改在全国范围铺开；2018年，三个试点地区抽离地板，进入费改终极模式。
改革前期，NCD调节范围改变提高了消费者索赔的机会成本，小案大比例弃赔或合并报案，车损险出险频率断崖式下降，释放巨大改革红利，行业进入短暂盈利高峰期。但赔付率下降带来的空间使得险企加快了费用投放的步伐。2014年车险综合费用率37%左右，2015年约为39%，2016年上升至41.2%。费用的高企引发了对行业效率的诟病，也触动了监管的神经。
2016年5月，监管机构开始针对综合成本率实施阈值监管，盯住综合成本率上升幅度不得超过前三个年度相应期间平均同比变动幅度（取绝对值计算）。要求就一个字——“稳”，报表经营结果务必保持平稳，否则就是暴力停止新业务，但是裁量权自由，执法选择空间巨大。
此时，车险数据失实开始转化为一种公司行为，险企开始通过调节费用列支、准备金余额和运用再保处理等方法进行调整；将费用在险种间、母子公司间进行调剂；利用第三方平台公司开具信息服务费等科目的票据进行消化调剂，以满足阈值监管，规避处罚。
监管也是嗅觉灵敏，2017年3月，印发《关于2017年车险市场现场检查工作的方案》，严查数据不真实情况；后续又印发《中国保监会关于整治机动车辆保险市场乱象的通知》，针对恶性竞争、虚列费用、数据造假、违规赠礼，乃至与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开展合作的问题都进行了明确的禁止。
2017年6月，为了加强费用监管，同时堵住准备金调整的漏洞，阈值监管继续升级，加入综合费用率和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率。车险数据失实开始向费用方面集中，从科目间调整变成甩锅，费用延迟入账，大幅拖欠合作机构费用。
为解决上述问题，2018年，“报行合一”开始登场，源自银保监会下发的《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商业车险费率监管有关要求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18〕57号）（以下简称“57号文”），要求保险公司向监管机构报送的手续费范围和使用规则与实际执行情况不能出现显著偏差。
制度落地之前一个月，市场费用接近癫狂，“阈值监管”，虽无明文废止，但实际已淡出历史舞台，或者被监管和公司选择性忽视。“报行合一”制度下监管目标继续下沉，直指手续费支出，但遗憾的是，一段时间内，真实数据依旧上不了台面。
近期，监管部门以及保险业协会接连表态强化数据真实性管理，其实，这不仅是监管的要求，也是行业的期待。
车险数据失真、失实、失控，从管理层面说，打乱了公司的经营节奏，增加了数据管理成本，经营结果在N个口径之间来回切换；从财务层面说，大额拖欠合作渠道费用，或者延迟入账，将形成大量账外费用，面临严重的财务合规性问题；从经营层面说，手续费不断攀升，行业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出，无法沉淀资金的同时也侵蚀了行业净利润，遮蔽了行业真实的盈利能力。
Part2
数据失真责任辨析
监管、市场主体双管齐下，才能各尽其责
当然，车险数据失真乱象仅仅甩锅给监管政策显然有失公允，市场中任何当事方都需要自我检视。
从监管方来看，或许应该看到，管制有时候解决不了问题，宜疏不宜堵：全面的费率管制有时候带来全面的费用问题，局部的费率管制有时候带来局部的费用问题。
例如交强险，公司的车险经营管理是一个部门，车险也是一体化管理的模式，考核算总账是原则，所以商业险和交强险天然就具有互补性。
目前，一边是商车费改火热，一边是交强险的定价全国一刀切，仅仅按照车型区分而无视地区间的风险成本差异，交强险与商业车险的利益互补只能依靠台面下的手段。尤其是部分地区交强险尚有利润，4%的手续费支出必然不现实，但硬性约束又无法突破，那只能通过其他途径列支手续费支出。如此腾挪一番，数据必然真不了。
例如新车手续费的问题，新车业务控制在车商渠道，谁有场景谁就有定价的话语权。车商不靠卖车赚钱，利润主要来自手续费和送修利润，通常二者是联动的。大险企可以通过给车商提供送修资源换取新车保费收入，送修资源可以直接给车商带来利润；资源匮乏的小险企则可以通过直接支付高额手续费换取新车保费收入。
保险公司在新车手续费率上往往只能被动跟随，无视车商主导的定价体系，依靠自律制度猛然掐住保险公司的新车手续费率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由奢入俭难，方便面换海参需要一个过程，更不是一纸文件能改变的。
如何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平衡管制与市场化始终考验着监管者的智慧。
从市场主体角度来看，也是时候反思发展策略了。
反思原始规模冲动。这十年轮回中，大公司的座次发生了变化，平安挑落太保，大地挑落中华联合。人保因为平安的追赶而发力稳住市场份额，平安的超人计划从未停歇，太保为了老三家的名誉地位加大了规模考核权重，“压舱石”们尚且如此，行业谈何效益优先、理性经营？对于执行者，任何阻碍保费增长的困难，都能想尽办法克服，无论何种手段！
反思法律合规风险。“严监管”下行业惶恐，但长期以来，违规成本实际依然很低，导致很多险企甘愿承受一定合规风险。例如2018年初，监管的疾风骤雨砸向大公司，人保、平安、太平等均在被罚之列，这已经被行业认为是重磅罚单，但其实对于这些公司而言，业务暂停三个月期间，前边抢收一波，开闸后再疯抢一波，震慑作用远小于预期——在这方面，目前监管思路已经有所转变，但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还需进一步观察。
对号入座一下：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以排斥竞争对手为目的，为争取交易机会，暗中给予交易对方有关人员和能够影响交易的其他相关人员以财物或其他好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我们的经营模式是违规还是违法？
接下去往哪里走？必须看到，行业发展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监管下沉，打击违规行为力度加大；财险行业已经到了必须做出转变的时刻，怎么办？
提升保险产品的价值。目前，车险的销售行为基本跟产品本质没有任何关系，一般只谈送你啥券、返你几个钱。买冰箱尚且还要看看容积、制冷模式等等，而买车险倒是只用还价就行。产品的简单同质化是拼价格的根本原因，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价值是通过保险产品体现的，是通过我们贴心的服务体现的，客户不再跟我们谈论价格，行业才真的具有价值。
牵住股东这个牛鼻子。保险行业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更不是一旦来了就走不了的。股东是一切规模冲动的始作俑者，“规模跳跃增长、利润线性增长”这种无视行业规律的股东诉求屡见不鲜，监管是不是也该适当清理清理门户？同时，严格高管培训和后续教育，杜绝外行、尤其是一些自以为内行的外行人对公司经营指手画脚。
抓住产品这个核心点。变市场行为监管为产品监管，将产品设计开发定价权交给市场。公司可以选择自己的经营模式，高价高费只要你有市场，低价高费只要你能保证利润，让公司自己在赔付、费用和利润间寻找平衡点。
最重要的，将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既然坚定了改革的方向，就加快改革节奏。公司的脉冲式规模冲动与商车费改推进节奏同频，是因为改革推进的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公司的观望和焦虑情绪。
2019年，对于市场各方来说，或许正是一个寻求突破的好时机，重重压力之下，转型势在必行，是时候来一场彻底的自我批评、自我改变了。
< END >
